高油价的“宠儿”中石油或独大

可见，对社会制度法益的保护并非对个人法益的前置保护。

当日许某被送往医院救治，经紧急治疗后呈植物生存状态，8月9日经鉴定，右额颞顶部损伤程度为重伤二级，伤残等级为一级伤残。这是因为在事实层面上，无论是在先行为还是后发介入因素，只要能证明事实上参与结果促成通常都是造成结果发生的必要条件，也就都是事实上的等价原因。

但是接踵而至的问题是这一实践三重性标准是否足够解决争议、形成相对合理一致的因果判断结论。⑩由此可见，这一案例明确了介入因素是否中断因果关系的三重判断指标，即在先行为对结果的作用力大小、介入因素的异常性、介入因素对结果的作用力大小。(28)参见李光灿、张文、龚明礼：《刑法因果关系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99页。⑩同前注⑨，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一、二、三、四、五庭主办书，第35页。但如果可以证明在先伤害行为的致果危险与医疗疏失等介入因素创设的新的致果危险合并实现，共同作用导致了危害结果的发生，则仍应认为伤害行为的危险已经实现为结果，无论在先行为与介入因素影响结果发生的所谓作用力大小，介入因素都无法中断因果关系。

总而言之，必然、偶然因果关系说、条件说、合法则的条件说尽管在归因判断上有其各自原理，但是都因未能涉及归责判断层次而难以成为在刑事司法实践中解决结果归责问题的有效标准。被害人死亡结果在事实上是由中毒、被害人自身疾病与医疗疏失因素所共同导致的。③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我国司法实践中不存在该类问题，例如，某女因被骗而同意发生性关系时，行为人的行为是否构成强奸罪？行为人欺骗成年被害人同意摘取其器官并加以出卖，行为人的行为是构成故意伤害罪或者故意杀人罪还是组织出卖人体器官罪？入户抢劫是抢劫罪的加重构成，被害人因被骗而同意怀着犯罪目的的行为人进入户内时，行为人的行为是否构成入户抢劫？要回答这些问题，就必须首先确定被害人的同意是否有效。

笔者支持一元论的观点，因为不论是阻却构成要件该当性还是阻却违法性，最终都是阻却不法。日本学者林干人所主张的主观的自由意思丧失说，是价值观说的典型代表。(19)日本学者松原芳博也有类似的看法，他认为法益关系错误说和自律的自我决定说并非排他的关系，法益错误说是有关认识对象的理论，自律的自我决定说是有关任意性的理论。因此，这种对实习生身份的错误认识，并不是与法益有关的错误。

这一立场也有助于使本文的研究结论适用于仍在我国理论和司法实务中有广泛影响力的四要件犯罪论体系。进入专题： 被害人受骗同意 法律效力 修正的法益关系错误说 。

伤害罪的构成要件是在保护病人的身体健康，而不是保护患者主观上的喜好。然而，在面对紧急状态欺骗如猛兽伤人案(C欺骗正在外地出差的D，说D饲养的猛兽挣脱铁链正在伤人，骗得D的同意杀死了该猛兽，事实上，猛兽仍被拴在铁链上)和博爱目的欺骗如明星献血案(行为人欺骗某电影明星，说是为了捐血周的活动，请求该位明星无偿捐血，但实际上，该明星捐献的血被卖给了他人)时，根据法益关系错误说得出的结论引来广泛的质疑。可见，即便同意有效，行为人的行为也仍然构成犯罪，表明刑法对重要身体法益的绝对保护。在大火烧车案中，路人愿意以自己的人身危险来换取他人的人身安全，此时身体的交换价值也属于身体法益的内容，但是，当路人因为受骗而以人身遭受危险甚至损害实际上只是换取了宠物狗的安全的时候，就存在对身体法益的交换价值的认识错误，同意应归于无效。

内容提要：被害人受骗同意是否有效，迄今为止的主观说和客观说诸观点均难以得出完全合理的结论。在不存在法益关系的错误，但同意的作出无法被规范地评价为自由意思的表达时，即同意欠缺任意性时，同意也无效。而在刑法领域，除了在性犯罪、诈欺犯罪、强制罪等的场合，透过特别构成要件的设立对交换自由加以保护外，刑法主要是对法益的存在状态加以保护。因此，只有与被害人价值体系一致的承诺，在被害人的自律上才是重要的且有效的承诺。

(25)同前注②，克劳斯·罗克辛书，第378页。五、案例分析——代结论 论文中例举的案例，均依修正的法益关系错误说做过了分析，最后，笔者将用重构后的法益关系错误说，对引言部分例举的三种情况，作出分析。

(21)同前注(11)，付立庆文。(35)付立庆教授对此提出质疑，认为主要考虑行为人一方的因素来判断入户的非法性，是主观真意说的体现，不单在实务上会受制于行为人的口供而可能过于随意和主观化，而且，以非法目的产生于进门之前还是之后作为判断标准，结论未必合理和均衡。

作为法益的基本属性的交换价值，与各构成要件所强调的一定属性变更所受到如何的评价有关，在这种意义下，这种法益的交换价值是个别构成要件所固有的，而不会是与其他相异属性的变更所受到的评价有关。客观真意说一方面依赖传统的法益关系错误说，另一方面又回到任意性的判断原点，也难说提供了真正的判断标准。④前者在德语中称为Einverstndnis，日语中称为合意，后者在德语中称为Einwilligung，日语中称为同意或承诺。(11)参见付立庆：《被害人因受骗而同意的法律效果》，载《法学研究》2016年第2期。如果以此作为判断任意性的标准的话，那根本不需要法益关系错误说作为第一道筛选机制，而应该直接以所谓的客观真意说作为唯一的判断标准。如果与法益的性质无关，则同意有效。

林干人认为：自由意思的有无，必须求之于同意是否与被害人本人意思相合来判断。否则，各构成要件之所以特别强调一定的属性、而借此记述法益、保护该性质的处分自由的旨趣，将变得毫无意义。

事实上，如果认为在紧急状态欺骗和博爱目的欺骗的情况下的同意是因为被害人受到欺骗操控而非自律性决定的话，那同样可以认为伤害的对价支付错误情况下的同意不是自律性的决定。按照法益关系错误说，因为法益保有者对射杀自己所饲养的动物、抽取自己的血液存在正确的认识，就不能认为存在有关法益的错误。

根据这一观点，阻却构成要件该当性的同意和阻却违法性的承诺具有不同的要件，对于阻却构成要件该当性的同意，采用意思方向说，并且不管是否存在意思瑕疵，只要是基于自然意思的同意，同意均为有效，而对于阻却违法性的承诺，则采意思表示(表明)说，此时才需要讨论意思欠缺的问题，并认为凡是基于欺骗的被害人承诺，一律无效。在与法益有关的错误中，就缺乏这一点，因为同意人自己并没有意识到，自己在事实上，是在什么范围内放弃行为对象的。

必须是在对作为放弃对象的法益存在正确认识的基础上，任意地放弃法益，才是有效的同意。⑤无效的承诺将导致对欺骗者的归责。(二)规范的自律性说 鉴于法益关系错误说在处理紧急状态欺骗和博爱目的欺骗时，难以得出妥当的结论，德国学者罗克辛(Roxin)于1980年提出了规范的自律性说。其主要内容是：如果被害人的同意符合如果没有被骗，就不会同意的条件关系公式，则同意无效。

我国有学者支持全面无效说的观点，认为法益是权利人人格发展之工具，只有全面无效说才能全面保障被害人的自主决定权。(28)这基本属于阿茨特法益关系错误说的范畴。

所谓任意性，是指被害人作出处分法益的决定时具有选择可能性，即同意是被害人自由的意思决定。以目的的非法性作为入户非法性的判断标准具有实质的合理性

当前，中国的人权理念正在被世界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所接受和认同，联合国人权理事会通过了中国提出的发展对享有所有人权的贡献决议，首次将发展促进人权理念引入了国际人权体系，更是得到了世界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广泛支持。凡事皆须务本，国以人为本，人以衣食为本。

人权是一定历史条件的产物，人权只能随着历史的发展而发展。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国人权状况好不好，关键看本国人民利益是否得到维护，人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是否得到增强，这是检验一国人权状况的最重要标准。坚持人权的普遍性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发展道路。百年来，中国共产党秉持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为人民利益不懈奋斗，走出了一条顺应时代潮流、适合本国国情的人权发展道路，极大提高了中国人权文明水平，丰富和发展了人类文明多样性。

中国一贯坚持在独立自主基础上加强人权领域的全球合作。在人权问题上不存在十全十美的理想国，不需要对别国颐指气使的教师爷，更不能把人权问题政治化、工具化，搞双重标准，以人权为借口干涉别国内政。

世界上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人权发展模式。脱离实际、全盘照搬别国制度模式，不仅会水土不服，而且会带来灾难性后果，最终受害的还是广大人民群众。

消除贫困、改善民生，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2021年我们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在中华大地上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这是中国人权事业取得巨大成就的重要标志。